细微姑娘

时间:2019-10-25 01:53来源:关于文学
我们一家都是“土生土长”的重庆人,靠着山脚岸边长大,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。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“言子”,笑成一团。只有一个人不一样,那是我父亲。父亲是抗战

我们一家都是“土生土长”的重庆人,靠着山脚岸边长大,天天看嘉陵江水清长江浪浊。一家子围着小收音机听本地“言子”,笑成一团。只有一个人不一样,那是我父亲。父亲是抗战时被抓壮丁来到重庆的,重庆人叫他“下江人”。父亲一辈子没学会说哪怕勉强过得去的重庆话,幸亏他是个木讷寡言的人,不得不开口时才开口。开口便是天台宁波口音,很像上海话,与重庆话就隔了千里万里。只有我能听懂父亲的话,所以做了义务翻译,由此拣了几句半通不通的上海话。父亲一辈子都想顺江水而下,回到长江入海的那片广阔的平原,那生育他的土地,但他只是一个病休的川江拖轮驾驶,在家烧饭做家务,六个孩子数着米粒下锅。社会最底层的人物,能有什么奢想?只能闲下时看着滔滔江水,男人家也不能尽落思乡泪。但是父亲是个大度的人。街坊上有痞子看见他软弱可欺,对他说话如凶神恶煞,让我这小姑娘怒火直冲天灵盖,恨不得一刀挥过去。父亲却不记恨,当这种人需要他帮忙时,比如借盐借米,父亲照样给,别人不还,他也不要。有一年坡下有户人家起火,父亲提起灭火器,就往坡下冲,火灭后,他的脸和一身衣服都熏得黑糊糊的。今年上他的坟,我带了百合花和一本写我成长的书,烧完了纸钱,烧这书,火旺旺的,父亲在另一个世界读得很快。我一边陪伴父亲读这本书,一边对他说了上面这些话。血缘关系固然重要,父亲与我之间,却超越了父女天伦:他虽不是我的亲生父亲,却是我最爱之人,他身上的善良、同情心,使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孩子未葬于污浊的黑暗之中,因为他的存在,让我始终对这个世界不彻底绝望。父亲生前有个愿望,希望骨灰回家乡。母亲和哥姐都不肯,怕父亲的魂回了老家就回不到重庆。所以那年我从伦敦回来,兄弟姐妹一起选择了面临长江的山坡,让他的坟朝向江水,以便他的灵魂顺着江水去家乡探望,再顺江水回来。但是,父亲的愿,我必须还。八十年代末我到上海读书,我学得不够地道的上海口音,让我在上海商贩手里吃了不少苦头,连坐公共汽车都被指错方向,售票员厌烦地说:“外地人,拎勿清。”近年我到上海做过几次签名售书之类的事,上海记者却惊喜我能学上几句宁波腔。最终我与上海还是“隔”。但是,作为小说家,我却有一个多年修炼得来的移魂术:我能让我的主人公替我还父亲的愿:在上海长大——冒险上海,征服上海,败绩上海。冥冥之中,我觉得父亲会喜欢这个故事,让我代他生活在上海。我从重庆到上海,与所有的外地人一样,被上海人看做小月桂一样的乡下人。这没有什么错,并非每个上海人都是大慈大悲的佛陀,不必皆知众生苦。我想问自己,上海引以自豪的现代性是怎样出现的?这成了我的一个悬疑。我不得不想像“如果我与上海一起长大”。而我母亲的第一个丈夫是个袍哥头子,他在旧重庆的西餐馆,或是两江一带码头呼风唤雨,对女人却很有流氓本色。母亲还是逃离了他。我开始设计这本小说时,本想写一个革命者怎么一步步成为一个黑道人物,后来发现最可写的是一个女人,如我的母亲,她那双大脚,如何从乡下踏入摩登世界。怎么遭遇奇迹,陷入地狱;又从地狱返回,历遍人间。这才出现这本“虚拟自传”。写完这本小说初稿,去年已落的桃花,又一次花开,又一次花落。我很想让父亲知道,我花了整整一年半时间,为他还了一个愿。我今年回重庆,去上坟的那天夜里,梦见父亲,背景是一片烂漫的桃花,他还是一口天台话:“客舍如家家如寄,谁问花开尚如昔?”这半通不通的奇怪言语,把我惊醒了,难道父亲的灵魂陪我当了文人?我看拂晓的窗外,果然如父亲托梦所言,梦中的那片桃树,长到了梦境之外。

大姐夫来了,带着大姐和女儿去忠县农村看自家父亲。他们走后不久,江上起洪水了,比着劲儿往上涨。父亲说,打他从家乡浙江来重庆这几十年,都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洪水。长江和嘉陵江汇合处的呼归石全淹在水里。洪水在一夜之间长到八号院子下面的粮食仓库门前。江上浮着上游飘来的树木、家具、死人、死猫、死老鼠和衣服,也有半截木屋浮在水面上。那段时间人心惶惶,大家都跑到八号院子前的岩石上看江,生怕长江继续涨水。我晚上做梦,梦见人们在奔跑,江水把我卷走,我大叫救命。没人过来救我。我沉到江底,变成一条鱼。有一条龙追我,要吃了我。我大叫着醒不来。当然天一亮,院子里就没有清静,我醒来。可是晚上又做变成鱼的梦。有一天龙追我时,我急中生智,冒出水面,发现水已退。于是,龙也不追我了。起床后,我第一件事就是跑出院子,到八号院子前去看江水。真的,江水退了。所有的人都欢叫起来。可是二姐一个人在阁楼里哭。二姐要回学校参加派性斗争。那时重庆有各种保护党中央毛主席的造反组织,有中央做后台的,也有军队做后台的,最有名的是“八一五派”和“反倒底派”,后者也叫“砸派”。母亲坚决反对。门被母亲反锁,母亲说:“你啥时想开了,就叫我一声,我给你饭吃。”二姐把一段毛主席语录抛过来,说话打机关枪一般快: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”二姐说,文化大革命的希望就寄托在她们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上。母亲听完,摇摇头,什么也没说,下楼了。不知是三哥还是四姐悄悄帮二姐开了门。二姐跑回师范学校。那是1967年,重庆两江三岸派性斗争升级,明枪明火干起来,,惨案不时传来,搞得院子大门天不黑就关上。每家每户把菜刀和铁棍藏在自家门后和床下,以备不测。二姐走了一周,母亲不放心,便到位于四公里的师范学校找二姐。费了一番周折,母亲找到二姐,她正在新垒起的两堆坟前跪着,坟前分别有一束白菊花,白得吓人,映得二姐那张脸像鬼。一向小心翼翼的二姐,同时被两个男同学追求。二姐呢,并未答应他们中间的任何一个。两位本是好朋友,却由情敌转为敌人,分别当上了学校里“八一五战斗兵团”和“保卫毛主席革命到底兵团”的小头目。文斗不如武斗,革命升级了,山坳中发生武斗。两派的头目,跟外国小说里的决斗者一样,各自丢下身后围着自己的人马,举起了手中的枪,朝对方走过去。枪响了,一个倒下了,另一个也倒下了。两人爬在地上,又再次扣动扳机,射向对方。结果两人都死了,只有几分钟时间。两边的人都看傻了,不知该怎么办。二姐正在操场旁的女生宿舍里写革命标语,完全不知道操场墙外发生的事。第一次枪声响,她觉得不对劲,便奔向窗口。她看见那两个男同学举枪射向对方,倒在地上。他们射第二次时,二姐大叫:“停住!”谁也不听她的话,血流了一地。他们的脸都干净,一丝血也没有,安详极了。二姐发出一声绝望的叫喊,爬上窗台,想往外跳。当然被人拉住了。母亲对跪在两堆坟前的二姐低声哀求:“回家吧,二妹。”二姐没听见,眼睛直直地瞪着前方的两束白菊花。过了好久,她才抬起脸来,对母亲说:“好的,妈妈。”之后,二姐不再参加任何派系,她躲在宿舍里读外国小说、绣花和练毛笔字。从那之后,她不仅是学校、也是我们家写字最体面最有章有法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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